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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诚信就是政府诚信。

第一，它们的适用条件毫无二致。[123]基于税收规定而产生的对应缴纳税费的合理预期。

对违法的授益行为是否给予存续保护，取决于具体个案中的事实构成与利益对比关系，也就是公益和私益之间的衡量。比如戴鼎锋与上海市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等劳动和社会保障审判监督案中，法院认为，不能仅因一次错误发放，就要求相关部门继续向不应享受补贴人员持续发放生活补贴。我们是借用了信赖保护，实质上在讲述合法预期。4.与依法行政的关系 与德国信赖保护不同，在与依法行政关系上，合法预期始终坚持了合法性。1956年（西）柏林高等行政法院在一起撤销违法授益行政行为的案件中，开创性地在依法行政和相对人信赖保护的对立中支持了后者。

首先，行政机关先前行为表达出来清晰无误的意思表示，相当于信赖基础。信赖基础可以是行政决定，也可以是先例。藉由科技的发展，例如藉由对相对稳定之风险要素为多重的、彼此相互独立之安全防护措施，以及持续性加以监督的可能性，各个要素的比重便得以一次又一次地变化。

例如，《核安全法》第10条第3款规定：核设施营运单位和为其提供设备、工程以及服务等的单位、与核安全有关的科研机构等单位，应当持续开发先进、可靠的核安全技术，充分利用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提高核安全水平。戴明环是将实施后的评价结果应用于下一个阶段，而顺应型管理是在制定项目规划、项目效果监测评价、根据项目内容的重估等各个阶段都将科学性学习、科学性知识纳入管理。行政机关在采取个别性对策时，将法律中的基本决定具体化，依据基本决定设定基准。由此，可以期待根据项目的实施状况有效地实施环境保全措施，适当把握环境保全措施的效果。

1969年11月5日，日本厚生大臣根据《食品卫生法》的规定，决定撤销甜蜜素（环己基氨基磺酸钠）作为食品添加剂的指定。但也有人承认撤回许可的可能。

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54-55頁参照。在具体规定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6条第1款规定：立法应当从实际出发，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全面深化改革的要求。例如，在日本，根据《建筑基准法》第3条第2款、第86-2条的规定，在变更地区用途之际已经存在的建筑物，不符合变更后指定用途的，只要不翻建、大规模修缮、增建，就不违反法律规定。二見絵里子「順応的管理の規範的性格に関する予備的考察」大塚直先生還暦記念論文集『環境規制の現代的展開』（法律文化社、2019年）324頁参照。

类似的，《食品安全法》第47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建立食品安全自查制度，定期对食品安全状况进行检查评价。1973年3月，居住在核电厂预定地一公里外的原告提起行政诉讼，请求撤销该行政许可。[xxx] 山本隆司「リスク行政の手続法構造」城山英明、山本隆司編『環境と生命』（東京大学出版会、2005年）50頁参照。在风险设施的强化规制中，往往是直接适用于过去形成的持续性事实，但可以设置新法适用的过渡期间。

因而，具体而详细地规定核设施的安全性基准，不仅难以做到，而且从顺应最新科学技术水准的角度看也不适当。立法者通过形成决定过程，将决定的作出程序和各种条件结构化，应对决定对象的复杂性和复合性。

这些做法是与风险特性相适应的，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但需要在基本权利的动态保护与法的安定性、信赖保护等原则之间作出适当的权衡。[xix]通过不确定法律概念将客观的非法律性基准引入法的世界。

要求风险行政顺应科技发展的要求，及时更新自己的风险规制措施，实行许可要件动态化，采取临时性风险规制措施，容许事后变更风险规制措施。2012年修改后的《核反应堆规制法》明确规定，在既有核电设施不符合事后变更的规制基准时，可以命令其停止使用、改造、修理或转移、指定发电用核反应堆运转方法以及采取其他安保措施（第43-3-23条）。这纯粹是政治决定，对其实质的正当性，并不存在某种法的基准。第四，《核反应堆规制法》第57-9条课予从业者义务，即根据最新知识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核反应堆引发的灾害，与此一样，应当将行政的持续更新义务明文规定下来。从法治主义的角度看，对于与实现基本权利重要领域相关的风险管理，立法者至少要就保护生命、身体和健康的抽象水准，风险的接受和评估的规范等作出基本决定。这被称为顺应型风险调控。

文章来源：《法商研究》2022年第4期。在得到许可后，风险行政法还课予风险设施运营单位风险自我监测义务、事后改善义务和继续研究义务，并课予风险行政机关更新风险评估义务。

如果获得许可的风险设施在运营过程中产生了明显危险而威胁重大的公共利益，那么行政机关还须撤回许可。在风险明确之后，对于临时性风险规制措施，行政机关就应当根据情况适时作出同等力度的变更调整。

这种做法是一种以安全性为代价的退步。（二）动态保护与持续更新义务 基本权利动态保护的核心实现机制就是课予风险设施设置运营者持续更新义务。

[xxii]如此一来，可以确保根据科学技术的进展和变化，开展顺应型风险调控，从而适时提升风险设施的安全性、降低安全隐患。《土壤污染防治法》第13条第2款也规定：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的执行情况应当定期评估，并根据评估结果对标准适时修订。同时，设施更新制度也是确保提升持续性安全性的机制。这种风险规制措施具有临时性和可变性。

但就事实层面而言，许可的要求却随着外部科学技术知识的进步而发生变化。若非如此，立法者就会被迫制定不切实际的规定或者根本不予规定，这两种情形都有害于对基本权利的保护。

这就课予国家对生命、健康、财产等提供保障的义务。管理者应当顺应科技的发展，保持始终学习的能力和随时调整的可能，以持续改善的状态调控风险。

立法者在2018年6月30日前必须修改《核能法》，并确保给核电企业提供部分补偿。（三）风险的继续研究义务 风险设施运营单位可以通过风险设施的运营积累经验和有益信息。

从长期看，可以通过持续性风险评估逐步缓和风险预防与比例原则之间的紧张关系。注释: [i] 1990年10月3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并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本文语境下的德国均指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如果发现并不存在风险，那么就应当在解除禁令的同时，提供一定的补偿。1976年修正的《核能法》第7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内容对未来持开放的态度，这是为了追求动态性基本权利保护。

[xxii] 类似的例子是，《日本健康增进法》第28条第3项规定，在特殊用途食品标识获得许可之后，科学知识在充实之后清楚地表明，对许可的食品标识许可的特殊用途并不适当时，内阁总理大臣可以撤销该许可。风险行政负有持续更新义务，应当顺应科技发展要求调控风险。

[xvii]也就是说，顺应型风险调控主要是通过在组织上根据专门知识的进展调换必要的专家、在程序上根据最新知识和信息调整更新管理措施，实现风险的及时适当调控，而不是从实体上关注风险水准的设定及其应对的合理性。（一）风险自我监测与事后改善义务 风险设施运营单位藉由运营而获得一定的利益，但对于设施的风险也负有控制的义务。

这被认为是立足于财产权内在制约的观点之上，即企业拥有、运转核反应堆这种危险设施，有义务以自己的经济成本应对规制的强化。不过，在行政法上一般重视法安定性和信赖保护，课予行政持续更新义务，有可能导致法的不安定化、轻视信赖保护，因此还很难说行政在整体上负有持续更新义务。